本文概述托马斯·谢林的《军备及其影响》（Arms and Influence）一书，基于毛瑞鹏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文中一切观点来自于该书，有多处原文，不再做引用标记。

接下来我引用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网站上对这本书的简介，链接为http://www.iiss.pku.edu.cn/research/work/series/05/：

《军备及其影响》是谢林关于武器（尤其是核武器）在外交中的作用的研究。作者认为，外交是一种讨价还价的权力以及利用这种权力来维持和平或者威胁发动战争，他将这种外交称为“暴力的外交”。他在书中重点关注的是军事能力是如何被作为讨价还价的权力来使用的。

托马斯·谢林，马里兰大学经济学系和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卢修斯·N.利特尔政治经济学教授。1951年获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77年获得弗兰克·E.塞德曼政治经济学杰出贡献奖。2005年因利用博弈论分析冲突与合作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谢林教授还当选为美国科学院、医学研究院、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

毛瑞鹏，2003年本科毕业于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同年作为研究生进入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专业为国际关系。2009年毕业，获法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联合国问题、美国对外政策。现为上海对外贸易学院法学院讲师。在《世界经济与政治》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并作为复旦大学美国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项目美国对外政策课题组成员，参与完成《约翰逊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尼克松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等专著。

《军备及其影响》一书内容广博，包含了理论研究、对现实局势分析等多方面内容，本概述多有错漏，请读者包涵，并欢迎批评指正。

第一章：暴力外交

1. 暴力有时不能单独达到目的。例如，击败敌国的军队并不能让敌国签订有利于我国的条约，签订条约必须依靠敌国的“回应”或“合作”。
2. 但是暴力可以用来威胁对方，让对方做出我们想要的行为。在上个例子中，击败敌国军队可能让敌国认为继续战争可能造成的损失比投降更让人难以接受，从而接受我方提出的条件。
3. 因此暴力有两种用途：第一种是用武力直接达到目的的“非外交行动”(undiplomatic)，第二种是用伤害性力量迫使对方做出特定行为的“强制外交”(coercive diplomacy)。
4. 武力和伤害性力量的区别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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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传统战争中，军事胜利往往是运用伤害性力量的前提，而武力的使用往往同时具备两种目的。
6. 但是核武器可以在军事胜利之前就向对手施加伤害。核武器带来了对这种破坏的可信预期。

第二章：承诺的艺术

1. 威慑生效的关键在于威慑的可信度。如果能成功地让对手相信某一威胁，哪怕我方在威胁实施后受到再大的伤害，威胁也能成功。例如，在道路上行驶的汽车会被横穿马路的行人慑止。如果对手不相信威胁将被实施，威慑可能失败，例如美国在朝鲜战争中未相信中国关于美军不得越过38度线的威胁，从而导致威慑失败。
2. 显示自己的“冲动”和“非理性”可以增加威慑的可信度。例如，一个穿着炸弹背心的疯子或极端教徒很容易让他人相信自己会引爆炸弹。将核武器使用权下放至一线指挥官而非由政府首脑决策，能让对手信服己方会真的使用这些核弹，因为人们很容易相信军人比政府首脑更加“大胆”。
3. 将主动权，或者“最后决定机会”交给对方可以增加威慑的可信度。例如，背水列阵可以让对手信服己方不会撤退。美国在西柏林驻军保证了一旦苏联对北约发动进攻，美军将无法体面撤退，从而只能自动卷入战争，此时“最后决定机会”在苏军手中（决定进攻/不进攻）。反之，如果美国不驻军，那么“最后决定机会”就在美军手中（出兵/不出兵）。因此，西柏林驻军增强了美国“假如苏联进攻西德，美国将出兵”这一威胁的可信度。
4. 正式的条约/法律等能以这种“放弃主动权”的方式增加威慑可信度。例如《与台湾关系法》。
5. 不同的承诺之间存在相互依存的关系。“（美国）不可能再将加利福尼亚让给苏联人后，却让他们相信俄勒冈州、华盛顿州……是不可出让的。”
6. 结合上述几点，承诺/威胁生效的原因不在于其口头宣言，而在于它的“附加价值”，例如尊严和声誉，使得这种承诺明显地难以被摆脱。因此，这种有效的承诺也无法通过口头宣言解除。如果对方配合，或可“体面”地拜托承诺（例如双方同时撤军）。
7. “切香肠”战术，或如封锁这样，长期施加较小的压力，可能避开对手的威胁。
8. 威胁分成两种：威慑和胁迫。威慑是威胁对方不做什么，而胁迫是威胁对方做什么。二者的区别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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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即使敌人无法被慑止，也可能通过防御让敌人认为进攻的代价过于高昂从而放弃，或慑止敌人重复这种行动。
10. 威慑和胁迫的分界线存在模糊地带。例如，假如威慑失败，敌人开始进攻，有时也可能采取某种“静态”的胁迫，威胁敌人停止进攻。
11. 由于自动机制的存在，威慑禁止的行为和做出的反应之间往往直接相关，但理论上胁迫的行为和目标之间可以不相关。但在现实中，胁迫行为和目标经常相关，原因是这种相关性有助于传达信号，并增加胁迫的可信性（不会提出新的要求，激化态势）。

第三章：风险管控

1. 威胁往往不是绝对可信的。
2. 即使冲突双方都不会主动采取必然导致战争的行动，也可以用战争威慑对方，因为这种威慑的实质是采取某种行为（例如提升警戒等级），主动增加不可控的战争风险。在核战争的情景下，威慑有赖于这种不确定性，因为没有人会“主动自杀”，但可以通过提升风险迫使对方让步。因此，真正的总体战争可能开始于双方误判。
3. 这种操纵风险实施威慑的做法被称为“边缘政策”（brinkmanship）.
4. 增加风险并不需要在低级冲突中获胜。例如，如果在局部战争中使用核武器，哪怕局部战争失败，使用核武器的事实也能增加核战争风险。这种风险大到人们几乎不会认为“战术核战争”会正常进行，结果要么是全面核战争，要么是停战。
5. 核武器的这种独特性质（独特的风险制造者）导致局部核战争将不是“战术性”的。战术核武器起到的主要作用也将是战略性的，而非仅仅服务于战术目的。
6. 如果在使用战术核武器时主要考虑这种信号用途，而非实际的战术目的，那么就无需下放战术核武器使用权。
7. “面子”，或者说国家的“形象”，即对这个国家的行为预期，或者说“声誉”，是少数几个值得为之而战的事物之一。这种预期是对国家极有价值的资产。
8. 因此，如果双方试图退出风险竞赛，必须考虑对方的“面子”问题，例如采取某种不让一方明显“丢脸”的方案。

第四章：军事行动的规范

1. 在对抗中，双方可能维持某种“默契”或“克制”，例如朝鲜战争中未使用核弹。
2.  在不通过正式沟通达成此类默契的过程中，往往通过维持或跨越某些“界限”释放信号。这种界限应当是独特的、限定的、独立的、简约的、自然的、明显的。例如，“不使用核武器”或“不跨越鸭绿江”是一个明确的界限，但“使用一些核武器”和“不攻击鸭绿江另一侧的非军事目标”不是。传统和先例对确定这些界限十分重要，例如北纬38度线。
3. 进行明确的反应有助于这些沟通。例如，美国在越战中曾遭到北越鱼雷艇攻击，此时报复性轰炸北越鱼雷艇母港是一种明确的反应，能传递美国希望传递的信号。但在此事中，轰炸北越机场就不是一种明确的反应。这种信号传递依赖于行动的“显然性”。
4. 战争扩大有两种可能的目的：第一种是用来震撼和吓阻对手（外交反应），第二种是用来取得战术优势（战术反应）。在第一种情况下，应当以一种突然的，引人注目的方式进行，并在选择行动时更加注重震慑而非战术效果，例如公开动用轰炸机这样的“高级”平台。在第二种情况下，可以设法或侵蚀界限，例如援引“紧追”原则攻击对方的机场或港口，从而达到貌似合理地扩大战争的效果。
5. 口头宣称对建立界限有一定帮助。例如，美国刻意对“战斗援助”和“提供军事顾问”作出区分，从而试图确立这一界限。
6. 一些界限的地位来自于偶然或不经意事件，并通过历史确立。例如，朝鲜战争开创了“禁止使用核武器”的先例，并在随后的历史中得到确认。
7. 在核战争中，攻击城市并不是一个良定义的“最后界限”，因为它具有模糊性：多大的城镇是城市？距离城镇多远的军事设施是城市的一部分？
8. 迄今为止可以把“有限战争”分为三种：“战场战争”（例如朝鲜战争）、“风险竞赛”（例如古巴危机）、“强制战争”（例如越南战争）。战场战争的结果取决于交战本身；风险竞赛的结果取决于对风险的巧妙运用；强制战争的特点是把伤害性力量作为强制性压力来运用，让敌人觉得承受伤害的损失高于妥协的损失。在强制战争中，上文讨论的“界限”拥有重要地位。
9. 强制战争比战场战争具有更多的渐进性，更加深思熟虑，更少地全力以赴。原因是①强制依赖于尚未到来的破坏而非已经造成的破坏，从而要求预留一部分破坏能力，并给对手留出反对时间。②伤害平民的行动往往是相对无竞争的，推迟实施不会损失效率。
10. 可以想象用核武器进行这样的强制战争。由于可以把对平民的伤害作为某些战术目标的“副产品”，这种战争形态是令人信服的。在这种战争中，哪怕参与者充分理性，表现得非理性、冲动将会得到好处。

第五章：终极生存外交

1. 麦克纳马拉在1962年的演讲中称，应在核战争中主要打击敌人的军事力量而非平民，以促使对手不攻击己方的城市。
2. 这一战略包含两个部分：①打击对手的军事力量，目的是摧毁敌人的武器，使之无法攻击我方。②把对手的平民作为“人质”，目的是胁迫对手不攻击我方。这两个部分的生效机制是独立的。
3. 在核战争中，互相打击军事力量的阶段可能由于已经破坏了所有可摧毁目标等原因而结束，这时双方可能仍然保有一定武器，从而可以用它们打击平民的能力进行胁迫。与传统胁迫性暴力（封锁、常规轰炸等）相比，核武库可以在极短时间内被全部释放（但全部释放会导致失去它的全部协迫性力量），所以此阶段战争的关键是双方分配这种暴力的方式，而不是忍耐对方暴力的能力。
4. 这种暴力战争的核心是向对方显示自己的决心。被对手认为虚张声势与真正的虚张声势同等糟糕。双方可能会冷血地施加或接受痛苦，通过摧毁对方的城市等方式来显示决心。这将是一场丑陋的“讨价还价”，但最终的结果具有高度不确定性。
5. 这种战争节奏很快，因此结束战争将极为困难，需要互相释放某种可识别的降级信号。停战很可能由试探性的“渐进停火”开始，然后双方处理剩下的武器。为了增进互信，双方可采用“无异议侦察”（uncontested reconnaissance）的方式。
6. 在核战争中，至少存在三种困难的选择，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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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关于全面核战争的谈判应当包含的内容见下表。尽管显得很丑陋，但为了减少损失，这种谈判最好在战争前开始。在和平时期宣称“在战争中保持克制”可能有碍于实施威慑，但在真正爆发战争之前，或许会双方会密集对话以形成结束战争的预期。这种对话应当在战争中被尽可能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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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相互畏惧的动力

1. “先手优势”是全面战争“意外”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先发动攻击的一方具有极大优势，而且双方都意识到这一点，那么某种意外事故将很可能导致大规模战争。例如导致一战爆发的动员问题。在核战争中，如果先发制人打击能在相当程度上解除对方的武装，那么双方就有强烈的发动先发制人打击的动机（否则将被对方解除武装），从而事故将可能触发全面核战争。战略威慑不仅要慑止敌人发动“进攻性”战争，还需要慑止敌人发动这种“预防性”战争。
2. 消除对方的先发优势有两种做法：①建设预警系统，②提高报复力量的生存力。预警系统将带来一个决策困境：在它发出警报时要么采取行动（缺点是冒由错误警报启动战争的风险），或按兵不动（缺点是冒被对方先发打击解除武装的风险，如果敌人意识到我方的这种选择，还会削弱我方的威慑能力）。但生存力较高的报复力量不会产生这种困境。美国在20世纪50和60年代着力降低战略武器的脆弱性，确保可靠威慑，从而降低了被先发制人打击解除武装的可能性。
3. 对于是否应为降低“意外战争”风险而裁军有两种不同的观点。①武器数量越多，则发生意外的可能性越大，所以应该裁军。②武器数量越多，则反击力量越充足，越不必由于担心被解除武装而进行先发打击，同时武器数量越多，就能采取越严苛的安全规程（而不必担心这种规程在实战中意外导致无法发射武器）；此外也应该扩充经费提高报复力量的安全性。
4. 威慑稳定性分为静态和动态。动态的典型例子是轰炸机：如果轰炸机起飞后，未执行打击任务，返回基地，那么它们停留在基地的这段时间内甚至比起飞前还要脆弱。这可能会强制决策者做出是否用它们进行打击的决定。通过精心设计机场设施等手段能提高这种动态稳定性。动态稳定性的提高会在某种程度上削弱战争宣示的强制力（如果轰炸机能被轻易召回而毫无损失，那么起飞轰炸机的信号作用将降低），但有力的展示很可能必然是危险的。
5.  核战争中的民防带来了类似一战前的动员问题。诸如组织民众进入掩体、在空中创造浓烟层以削弱热辐射效应之类的防御措施在战争前实施最有效，但实施这种措施会向对手传递战争即将开始的信号。类似地，解除隐蔽也将发出显著信号。在降级谈判中，双方很可能寻求同步解除隐蔽。事先计划和准备的民防程序将降低这种动员造成的风险性（例如，渐进的疏散比紧急疏散发出的信号更弱），因此应该被详细规划。
6. 威慑不稳定分成两种：①先发制人打击拥有极大优势，②警戒和动员程序带来的“不可逆”倾向（例如，一战前各国动员程序启动后，如果不发动进攻，停止动员，将导致混乱，从而在他国入侵时劣势极大）。各国应当有意识地提高威慑稳定性，例如采用战略核潜艇这种适用于二次打击而非先发制人打击的武器（‘脆弱’的导弹同样可以用于先发制人打击，但远比潜射导弹便宜，因此比潜射导弹更适用于先发制人打击）。
7. 裁军并不能消除危机，因为上述两种不稳定在裁军后仍然存在。一个国家仍有可能认为，拖延会让对手重整军备从而获得优势，因此用现有手段发动战争，打击对方重整军备的能力。如果双方在一开始都没有战略进攻武器，那么这种战争可能破坏性较低，因为受害者无法作出反应，因此攻击者可以采取更加慎重的节奏。
8. 在裁军后由一支武装国际部队保障和平的设想可能会面临各种问题，例如：①这支部队的规模不可能大到足以遏制一个大国实施的短距离行动，如果动用核武器，将面临“过度反应”问题。②如果给这支部队装备核武器，那么这种威慑的可信度并不比美国或北约更强，因为某国可能会用打击其他国家民事设施等方法进行反威慑。如果完全核裁军在技术上无法实现，那么仍会有国家保留核武器，这支国际部队无法拥有军事垄断地位。③试图让这支部队强大到足以击败任何侵略，但不强大到足以不顾反对向世界施加意愿的程度几乎无法实现，因为威慑等一系列概念几乎无法定量化。④这支部队很难用核威胁的方法慑止一个大国进行单方面的重新武装。如果允许它推翻该国政府，将损害政治稳定。此外，很难决定何种程度的重整军备行为应当被国际部队干预。总之，设想中的这种国际军事权威机构无法轻易化解战略难题。
9. 再“完全”的裁军都无法自动地消解战争风险。重整军备的能力无法被真正消除，因此可以考虑某种“重整军备的稳定平衡”，降低较迟开始重新武装的惩罚，让防御性的重整军备更为容易。真正有效的裁军必须让威慑变得更为稳固，而非消除威慑。

第七章：军备竞赛的对话

1. 除了最具有象征意义的热线之外，美国和苏联通过各种方式，包括语言和行动，展开了广泛的关于军备竞赛的沟通。这种沟通不一定是双方直接交谈，其中的一些是相当隐晦的。
2. 美苏双方就军备水平进行了不言明的谈判。例如，美国对民防的限制传递出某种不希望扩大军备竞赛的信号。
3. 双方展示军力水平的举动都会向对方传递信号。例如，苏联率先发射人造卫星会刺激美国研制火箭。
4. 双方的军事计划存在互相反馈的因素。因此，我们可以考虑如何影响对方的军力态势。
5. 美国可以试图向苏联传递“大规模核战争也可以受限制”的想法。事实证明这种沟通至少是部分可行的，例如在索科洛夫斯基《军事战略》一书在美国出版后，苏联在第二版中针对西方的一些评论做出了某种改动。